耿维恕
我1920年秋生于北京，小学中学都是就读于当时颇有名气的育英学校（现第二十五中学），童年时，赶上军阀混战，住过租界，感受到洋人对同胞百姓的凌辱；30年代，“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继之入侵热河、内蒙，搞冀东自治，飞机侵扰平津，直到“七·七”芦沟桥事件，开始大举侵华，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之辱。于北平沦陷前夕，我基于不做亡国奴的想法，绕道绥晋，转来内地，成了流亡学生。
当时深感内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国弱民贫，遭受欺凌，国势垂危。我虽也参加过抗日宣传抵制日货等运动，但对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本质认识不清，由于我的中小学老师多是清华、燕京毕业的佼佼者，教学管理均极严格，同学毕业又多考入清华、协和、燕京等校的影响，又接受了抗日战争时期“教育救国”、“工业救国”呼声的影响，我逐渐形成了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发展教育、振兴工业的思想认识，遂于30年代末考入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理化系，及又退学，重新考入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东北大学等组成的西北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
当时的西工是以陕南大巴山中一大教堂为校址，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教授或住原教堂老人院或住山村民居、学生宿舍多是竹片泥巴墙的草屋顶或单片瓦屋顶，双层大铺，夜间透过瓦片间隙可见星月，靠“战区学生贷金”维持低水平的生活，同学自己组织管理伙食，轮流值勤帮厨采买，用变色铅笔芯泡成“紫墨水”记笔记，点灯芯草油灯或土蜡烛。生活虽很难苦，但广大师生在雪耻强国的意念激励下，老师严格施教，学生刻苦学习，学习气氛浓重，课程繁多紧张。教室中常是开夜车的同学的烛光油灯衔接到天明，尤其是一、二年级降级率大，一年级有近半数不能升级，更使学习空气紧张。各系各课考试评分也都是相当严格，甚至可说是苛刻的，各课总平均在80分以上才属全校布告奖励的，毕业时又是依各课总平均分数排列择业顺序，因此大都刻苦学习，老师也多是治学严谨的知名学者，或是国外留学佼佼者为参加抗战回国执教（解放后大多是教授或任校长、院长、教务长）。教师严格执教，学生勤奋学习，形成了严谨朴实的教风学风。
1944年毕业时，我留校任助教。当时的惯例是老助教准备考留学，助课较少，我作为新助教，除助系主任金宝桢力学系列课及徐百川工程结构系列课之外，还助其他课程并兼办一些系务工作，谈不上该有多少工作量，有工作就承担是了。助教的薪金是相当微薄的，因此，利用迁校西安的机会及假期，还兼任过高中数理教员及家教，以补不足。这段上学及助教的生活环境、工作经历，既培育了俭朴生活的习性，打下日后工作学习的基础，也培育了工作学习严谨的意识。
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政治清明，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经济建设迅速发展，高校教学改革，扩大招生，扩建校舍，当年“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梦大多成为了现实，激动的心情蕴育着似乎用不完的力量。除了教学与协办系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校舍扩建的规划、设计、组织施工，负责筹建承担全院九个系科工程材料、材料力学及工程结构的实验课并承担生产单位委托检测任务的材料试验室，暑假负责带领学生生产实习……工作任务一个接一个，心中想的也是一项接一项的工作，看到国家建设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看到工作取得的成果，工作任务越多，也越愉快！
文化大革命，一项“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中断了我的教学科研工作，已通过评审的主编的教材排版付印中止了，会议确定主编的新教材不能编写了，负责承担的国家科委课题编著的书稿失散了……盛手空度12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再现了科教工作的春天，在和煦的春风中，我投入到一个接一个的科研课题中，负责国家有关标准的研究编制审议工作与培养研究生工作。退离编制岗位后，为了弥补那段失去了的时光，在编外继续完成了制定审议国家标准的科研课题与编书工作，承担了新的科研课题与编书工作。
新中国的50年，也是我投身于人民教育事业的50年。50年中，有满负荷工作，为人民为社会效力与成功的喜悦，也有难以工作虚度时光的无奈，个人的一切都是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今，虽已近耄耋，躬逢盛世，心情激动依然，但愿能为祖国光辉的科教事业再续绵薄！迎接国运昌盛、繁花似锦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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