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汉学自１９世纪开始摆脱了教会的羁绊之后，便在高等学府研究机械中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除设立汉学讲座、出版汉学杂志和一批学术专著外，还出现了不少权威性的学者，在法国，就有像雷慕沙、儒莲、沙畹等严然是欧洲汉学牛耳的人物，其后又考狄、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烈维等名家辈出。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法国汉学在欧洲汉学的发展中一直有着重要的地位。到了20～30年代，正值中国的中西交通史处于草创阶段，介绍和借鉴西方东西交通史研究的成果成为中西交通史创立的有力催生剂。张星琅、冯承钧两先生为此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冯承钧先生的法国汉学翻译成就突出，共翻译出版了西方汉学名著40余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他翻译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费琅等人的著作和论文，至今学者仍受其赐。冯先生不但是史学界著名的介绍法国汉学的大家，也是中西交通史的创业者之一。

 　　然而自4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70年代末，由于冯先生的去世，对法国汉学的翻译介绍都几成空白。而战后法国的汉学不但又重新兴起，而且研究的领域也比过去更广泛、更深入。如韩伯诗、石泰安、戴密微、谢和耐、荣振华等，真是代有传人，名著迭出。但80年代以前中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却仅停留在史料整理阶段上。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普遍开展，引进和借鉴国外汉学研究成果才又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在史学界中，一位翻译介绍西方汉学研究的新人便应运而生，这就是本文介绍的耿昇先生。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15年间他翻译法国的汉学名著硕果累累，不但填补了冯承钧去世以后的空白，而且在翻译的数量上和内容的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成为近年来出现在汉学译坛上一员少见的将。

　　耿先生进入汉学译坛纯属偶然。他于1946年生于河北平县，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其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1979年便要求调离外事口，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此他才和史学结了不解之缘，并从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知之不多的“门外汉”，成为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专业翻译。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译审，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这中间无疑经历了一个刻苦奋斗的艰辛过程。请看这一不寻常的数字：到目前为止，他已翻译出版了法国汉学专著39种，计1399万字；翻译法国汉学论文187篇，248万字；撰写了介绍西方汉学的文章44篇，54万字；总计已发表的文字达1641万字之多，其数量在当今译坛上尚无其匹。法国政府根据他对中法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于1994年特授予他文学艺术勋章。他翻译的《中国和基都教》（谢和耐箸）一书也在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图书二等奖。

　　耿升先生翻译介绍的法国汉学主要是历史方面，特别是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内容，这也是法国汉学的传统和精华部分。原作者大部分都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汉学家。从耿升的翻译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40年来法国汉学的主要成果。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史学界所忽略的。如在敦煌学方面，耿升译有《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敦煌吐鲁蕃史书考释》、《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藏学方面有《吐蕃僧诤记》、《西藏的文明》、《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西藏佛教密宗》、《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和《西藏的金砂与银币》等；西域学方面有《卡而梅克史平注》、《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五代回鹘史料》、《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基督教传教士来华方面有《中国和基督教》、《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国基督徒史》；文化交流方面的有《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获1994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一等奖）、《华乐西传法兰西》、《中国的犹太人》、《丝绸之路》；中国社会史有《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国社会史》；在法国汉学方面有《当代法国的中国学研究》，等等。其中不少是享誉世界汉学的名著。借鉴这些著作，不但可使中国史学界拓宽思路，开阔视野，而且还可丰富中国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对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大有好处。正如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读了《丝绸之路＆＃0；＆＃0；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玛扎海里著）后说：“我读了耿译的《丝路》以后，眼前豁然开朗，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丝路’。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书中提出来了；我原来想得不深的问题，书中想得很深了。这大大地提高了我对‘丝路‘的认识。……他这一部书，即使难免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总起来看，它超过了所有前人（所写这一题目）的著作。我手不释卷，欲罢不能，在繁忙的工作和会议之余，几乎是一气读完。我应该十分感谢阿里·玛扎海里先生，我应该十分感谢耿升同志”。（季羡林《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读＜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观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

　　在18年里翻译出1600多万字的汉学著作，也许会有人怀疑它的质量是否可靠，是不是粗制滥造。我也曾请一些熟谙法文的学者对他的翻译作过检查，但都说基本上忠于原著。当然其中也有值得推敲的译文和一些个别的错误。要知道这些汉学原著都是非常专门、生辟的学问，一般人已难于读懂；其中还常常夹有古代的文字，古汉语不用说，还有藏语、梵语、古波斯语、阿拉伯语、拉丁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连专家也感棘手，翻译时都要查阅多种参考书和工具书，其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耿译对原书中的大量引用的汉籍引文，都找出古籍原文查对，因此在他的翻译中，人名、地名、官名、制度名物等都很少错误。如谢和耐的《中国基督教》一书中大量引用传教士和古代中国学者的著作，他都一一查考原书，这就比以前此出版的另一译者翻译此书的质量要好得多。至于他译的藏学专著，也许他不断向国内外藏学专家虚心求教，苦学勤查的结果。不少人读了他的译书，都以为译者就是这方面的专家。由此可见他翻译的态度是慎重的，他的成就也是很多人认可的。

　　耿对汉学名著的翻译过程，其实也是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他在所译未著的前面，都可撰有一篇《译者的话》，反映他的研究所得，有些《译者的话》无疑就是一篇很有水平的学术论文。他为《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一书所写的《译者的话》，就是一篇近万字的研究文章。文中包含了对原作者石泰安生平及著作公正客观的论述，对著名史诗《格萨尔王》的分析论述，同时也指出了书中一些错误论点。由于耿升善于在工作中进行研究和探讨，因此他在国内敦煌学、藏学、佛学、西域学、中外文化交流史学各领域中，都有建树，成了知名人物。耿升先生现为中国敦煌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中亚文化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中国太平洋史学会、中法比较文化协会等全国学术团体的会员，法国亚细亚学会会员和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获得者。

　　当然，耿译也有粗糙和失误的地方，这是难免的。但他基本上把难啃的东西啃下来了，别人不敢译的东西译出来了，这是主要的成绩。再举一例。冯承钧先生生前曾把费赖之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全部翻译出来了，对我国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一很大贡献。但无论费赖之的原书和冯先生的翻译，失误的地方都不少。现在已有人将冯译全稿加以订正，准备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本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荣振华曾对费赖之书作了许多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写成《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补编》，现耿升又将它译为中文，共70多万字，199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冯译和耿译二书都是必要的，可以互为补充，构成耶稣会士研究的一套完整的资料性工具书，嘉惠学林。因此，缺点和不足是可以补正的，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最后，我忽然想起了孙毓棠先生在1979年时对我说的一段话：“我们搞历史的有不少人看不懂外文书，也不了解国外的研究情况，很吃亏。历史研究所最近来了一位青年，法语不错，现在正让他专门搞国外的汉学介绍。我们室（孙当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准备培养他搞中外关系史的翻译研究。”这位青年就是现在驰骋在译坛上的将耿升，他终于不负孙先生的厚望，以他特有的勤奋好学精神迈上了最高学术殿堂。现在耿先生还在盛年，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对国外汉学的翻译和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